“飞豹”飞机是具有打击力量的机种，它的研制成功起到了振国威、壮军威的作用。

今年，是改革开放40周年，也是“飞豹”首飞30周年。我很幸运，赶上了改革开放，赶上了“飞豹”研制，在“飞豹”研制中度过了我们的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。

回想起来，我的一生都比较幸运，9岁时赶上了东北解放，一个农村穷孩子，靠助学金读中学、大学，心存感恩，在中学时就入了党，1964年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研究生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我被派到英国宇航BAe.进修。1984年回国后，在“飞豹”研制的关键阶段，我从一个研究室主任被直接任命为603所（中国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的前身）所长，亲历了1988年12月14日“飞豹”首飞的历史时刻。

“三起三落”险丧失

“飞豹”的研制过程异常坎坷，在首飞前经历了三个阶段，可谓是“三起三落”。

第一阶段，是项目的发端。七十年代初，我国海军感到海军航空兵力量不足，提出研制一种歼击轰炸机。1977年是“飞豹”项目的上好流年。2月6日，国务院中央军委常规装备领导小组正式下达了常装十号文，同意研制的立项文件。3月，王震副总理带领吴仲华、叶正大等视察了603所。11月2日至12日，三机部在北京定福庄召开了“飞豹”飞机方案审定会，即著名的7797会议，王震同志参出了会议。会上，他痛斥“四人帮”，希望“飞豹”飞机早日上天。我当时是强度研究室副主任，作为研制人员参加了会议。这次会议的召开和做出的决定，使“飞豹”飞机的研制进入了轨道。603所当时的革委会副主任秦风奎同志主管项目，那时他30多岁，可谓“少帅”！“飞豹”飞机的成功立项与早期工作成绩，与秦风奎同志领导方案论证的开创与坚持是分不开的，他功不可没。

第二阶段，项目遭遇了第一次“下马”风。这次“下马”风吹来时，是时任603所所长高镇宁同志坚持倡导“量力而行，有所作为”保住了“飞豹”，迎来了发展转机，并领导了方案调整，最终敲定了“飞豹”基本方案。

高镇宁同志是中国飞机工业从仿制走向自行设计的开拓者之一。1978年1月，三机部为了加强“飞豹”飞机研制的领导，将南昌厂设计所所长高镇宁调到603所任所长，1979年11月23日—1980年8月2日兼总设计师，1980年6月16日兼任所临时党委书记。他是603所有史以来，唯一在一段时间内集所长、总师和党委书记三个职务于一身的领导。

因经费困难，1981年（381）会议上，三机部决定“飞豹”飞机研制暂缓，列入“量力而行”项目，这使得为之配套的各成品厂所协作项目的研制停了下来，给603所正在进行的方案调整、补充打样设计和详细设计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。但由于高镇宁同志的坚持，各项工作仍在顽强推进。1981年4月，所长兼书记高镇宁在首届职代会上提出了“量力而行，有所作为”的号召，要求在新形势下，主观上要全力以赴，决不能因缓办而退下来。这个号召凝聚了全所职工的心，大家表示，一定要把“飞豹”飞机图纸发出来，经过顽强拼搏，顶住了“下马”风的影响。

高镇宁同志对603所有三大重要贡献：

一是在低谷中，带领全所以“有所作为”的韬略保住了“飞豹”，迎来了发展转机；

二是在此之前，根据1979年木制样机评审会提出的问题，直接领导了总体室副主任孔繁训等骨干对“飞豹”总体方案进行了果断调整，并最终确定了“飞豹”飞机原型机上天基本方案，于1980年3月，向部里报告了“飞豹”飞机方案调整原则；

三是解放思想，启用了一批懂业务的专业人才，加强了所里的科技领导力量。

第三阶段，项目遭遇第二、第三次“下马”风。我于1984年4月从英国宇航公司(BAe.)进修回国，9月任所长。

当时面临的形势是项目不稳，投资不定不足，队伍要散，孔雀东南飞；最大的困难是没型号干，“飞豹”又要下马。1985年10月，部里编制的“七五”规划要点说：因为经费盘子紧，“关于“飞豹”，上天进度要缓，上天架次要减，项目经费要砍……”这使我的心都凉了半截儿！我和同志们困惑迷茫，失落委屈，但我们没有放弃。因为我们始终坚信，“飞豹”是海军保卫海疆、特别是保卫南沙急需的机种，是填补空白的机种，同时也是603所的命根子，是603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，是安身立命之本。

我们始终坚信，“飞豹”是海军保卫海疆、特别是保卫南沙急需的机种，是填补空白的机种，同时也是603所的命根子，是603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，是安身立命之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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