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阳中路，一个十字路口，红灯。杨冲停下车，告诉我这是涿州最繁华的路段。

并排等候的一辆福特SUV的车主，一个年轻小伙，朝他示意。杨冲摇下车窗。

“你顶着它干嘛呢？”小伙儿问。

“它”，是杨冲座驾的独特标志。在这个紧邻北京的河北县级市，人们见惯了名车、超跑，但杨冲的这辆普通白色大众高尔夫回头率也算可观——因为车顶上放着一台和汽车顶盖大小差不多的别致设备，让这辆高尔夫成为整条车流中最特别的存在。

谈不上精心设计。杨冲不过是把一架“无人机”固定在了车顶上，和很多人自驾旅游时会把装备放上去一样平常，但这却仿佛让高尔夫拥有了吸睛魔力。

同样的情景在30多公里外的北京无法想象。北京对于可飞行类设备的监管十分严格。如果你把这样一辆顶着无人机的汽车开进六环，立马就会遭到交警的拦截。

“飞机！”当杨冲开着他的高尔夫载我从商业街经过时，路边一个小男孩儿指着我们的车子兴奋地提醒身旁的父母。而这是属于杨冲的荣耀时刻。

飞防英雄VS外卖骑士

杨冲，30岁，一名无人机飞手，更准确地说，是一名农业植保无人机飞手。

若按照2019年4月3日人社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、统计局联合发布的13个新职业来划分，他应该归属于“无人机驾驶员”这个新岗位。

无人机飞手不同于纯粹的无人机爱好者。飞手要靠操作无人机完成特定作业任务赚钱。同样是飞手，由于从事的具体业务不同，职业定位、技能要求也存在天壤之别。

杨冲干的是农活，简单来说，就是给农田打药。他不会介意你称呼他为农民。事实上，他经常也会这么自我调侃。

“我冬天又白又胖，一到夏天就变得又黑又瘦。”

“有时候会抵触参加同学聚会。”

“我要是富二代，才不干这个。”

这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只言片语告诉你，他一面享受着“涿州植保飞手第一人”的荣耀，一面又陷入这份职业带来的苦闷。

植保飞手又被称为“飞防英雄”，就像外卖小哥被称作“骑士”一样。关于这两个职业，网络上都流传着很多高收入传说。比如，一篇文章，标题直截了当——《月入十万元的无人机飞手是如何炼成的》。

月入十万元？有可能。但那几乎是基于一种极其理想的状态，现实很难实现。

外卖骑手想赚钱，拼的是单价和单量。飞手也同样，他们想赚钱，考虑的是单亩价格和作业面积。此外，一个影响收入的关键因素是，植保具有明显的淡旺季之分。农忙的时节，睡觉都让人觉得奢侈。而农闲的时节，往往人又无事可干。

植保飞手和外卖骑手存在诸多的共同点，而他们最本质的共性是，都处于生态金字塔的底层，不起眼又不可或缺。

人社部的认定让杨冲有了难得的职业归属感。他把自费好几千元考取、由AOPA（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）颁发的“民用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”挂在车内后视镜上。虽然这个合格证并不能发挥和驾驶证同等的效力，但它始终像吊坠一样垂在车中，宛如一件不可取代的装饰品。

4月开始，各地小麦陆续进入作业季。在忙季到来之前，杨冲和他的搭档要把闲置了几乎一整个冬天的无人机拿出来调试，做好战前准备。在战斗号角吹响的前几天，我跟着他们去了城郊的农田。

杨冲干活常用的三架“飞机”，被他用军事战斗机的名字命名——分别叫“米格”、“侧卫”和“夜鹰”。他是个军事迷，还当过两年机务兵，尤其喜欢战斗机。但杨冲短暂的部队生涯不算成功。作为一名保障和维修战机的基层机械员，他的经历可谓平淡，没有任何立功表现。

但现在，测试飞行的那个下午，杨冲站在地头，被驻足的几个村民注视着，他操纵一台无人机从麦田升空，飞机在离地面约两米的空中快速划过，一种荣誉感油然而生。

赚钱季号角吹响

整整一个晚上，杨冲多次嘱咐搭档贺怡，一定要在第二天早上6点之前到酒店接我。“你起得来不？”他又一次向贺怡确认，“不行多定几个闹铃。”

早起，源于几天前的一通电话。打电话来的是一位中年女性，在村里承包着几百亩地。她告诉杨冲，省里的领导要来参观，到时候让他过去帮忙做个演示。第二天就是正日子。我打算跟着去。

如果不是因为刚度过了个清闲的冬天，或者如果现在已经是五、六月份，杨冲根本不用为贺怡能否早起而担心。在那些忙碌的日子，凌晨出门是家常便饭。但现在，他们还像是未摆脱假期综合症的学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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